1927年到1937年，白色恐怖下的京西革命之火并没有被扑灭，党支部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农民运动在曲折中发展。1924年初，随着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宣布“分共”，本来形势一片大好的大革命就此失败。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相继有31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北方工人运动遭遇重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从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北平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无论是市委领导机构，还是下级各党支部都难以正常运行，时断时续，加上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许多同志暴露于敌人枪口之下。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北平党组织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建立起市委、区委、支部三级组织系统，领导北平革命工作的开展。1927年9月，市委党组织委派许锡仁到西郊区组建西郊区委，并任书记，成员有朱莽、唐在刚、朱锡勋、冯仲云。区委机关设在燕京大学，后迁至海淀前辛庄8号，辖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山中学（中法大学附中）、香山慈幼院的党支部和海淀一带的清华园、朱各庄、苑家村、核桃园等农民支部。另外，西郊区委还监管门头沟地区党支部，与良乡等地党组织也有联系。

　　1927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朱铭勋、冯仲云、李进松、徐子佩等先后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发起成立“共青团清华支部”、“清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反帝大同盟清华支部”等组织，并以集会、游行的方式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与叛徒、军警、特务做英勇斗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位于沈阳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里，东三省全部沦陷，举国震动，民族矛盾上升。为顺应革命形势，海淀地区党支部的活动多以抗日为主题，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为使命。其中，海淀一带的大学党支部是中共地下党开展活动的主阵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其外围组织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更是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党支部的主要工作转向抗日救亡。9月19日，清华大学成立“抗日救国会”，12月，清华与燕京等学校的爱国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赶赴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抗日做准备。从1932年8月到1934年秋，清华大学党支部多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坚持斗争，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清寒同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来团结学生。

　　1935年，日本侵略者酝酿“华北自治”阴谋，妄图进一步蚕食中国。面对即将亡国灭种的危局，清华大学的蒋南翔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吹响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在“一二·九”及随后的斗争中，清华进步学生在党支部领导下，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12月16日，游行队伍被阻于宣武门外。站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清华学生陆璀急中生智，见城门底下有缝隙，便以她娇小的身躯从中爬进城，抽掉城门上的铁门栓，拧开铁丝，打开了城门，而自己却被军警抓住，遭受毒打。在警察署，陆璀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陆璀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高涨的爱国热情令斯诺颇为感动，被其誉为“中国的贞德”。第二天，美国《时代先驱论坛报》报道北平16日游行盛况的同时，特意将文章副标题命名为《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

　　游行示威结束后，清华爱国学生在党支部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扩大“一二·九”运动影响。1935年12月20日，清华地下党员姚依林、蒋南翔等联合平津各校组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12月25日，“清华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率先出发。自行车队机动灵活，既可以避开围堵，又能在沿途农村开展抗日宣传。车队成员跋山涉水1300余公里，终于抵达南京，为反抗国民党所谓“聆讯”做了诸多努力，虽未能如愿，但为宣传团的南下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1936年1月初，以清华大学学生为主的第三团从西郊蓝靛厂出发，经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至固安，徒步700余里。在寒冷刺骨的天气下，宣传团的爱国学生不畏艰险，风餐露宿，深入华北腹地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激发全民族抗战的热情。后来，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民先总队队长由清华大学党员雷骏随担任，清华民先队则由黄诚、纪毓秀、吴继周、杨学诚等负责。

　　清华大学党支部领导的一系列爱国运动令反动势力大为惊恐，姚依林、蒋南翔等地下党员和学生骨干均被列入黑名单。1936年2月29日拂晓，四百余名武装军警闯入清华园，姚依林、蒋南翔、方左英被军警逮捕。杨学诚、陆璀闻讯召集民先队及进步学生三四十人，奋勇上前，冲入清华警卫室，砸烂警车，将此三人抢回。蒋南翔曾评价杨学诚：“杨学诚这种侠情义肠，第一次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一二·九”运动后，很多清华学子走出校园，奔赴战场，直接参与同日寇的战斗。清华地下党员纪毓秀勤奋好学，对待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丝不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生领袖。同学们时常对她说:“你每天工作这样忙，太辛苦了!”而她总是微笑着回答:“这算什么辛苦！”1937年初，纪毓秀来到山西，加入了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动员广大青年学生共赴国难。1939年10月6日，纪毓秀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2岁就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日寇侵略、国土沦丧的危难时刻，燕京大学党支部也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27年，燕京大学已有共产党员29人，但由于国民党的破坏，燕大党支部活动一度中断。到1936年初，燕大党支部有所恢复，共有党员19名。九一八事变前夕，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出版《平西报》，揭露国民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镇压革命力量的种种罪行。日军占领东三省后，燕京大学党支部组织爱国学生成立反帝大同盟和抗日救国会，开展抵制日货、为前线将士募捐等活动。1931年11月，北平20多所学校组织的南下请愿团在前门火车站受阻，190名燕大学生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跳下站台集体卧轨，车站迫于压力，不得不给了乘车权。此外，燕京大学还接纳了30余名从东北来的学生，他们将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转化为力量，张兆麟等人在日后的“一二·九”等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5年9月，受《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影响，燕大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自治会骨干黄华、张兆麟通过斯诺和史沫特莱给宋庆龄写信，请教在当时的形势下应怎么办？不到十日，宋庆龄便予以回信：“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备受鼓舞的燕大进步学生经过详细讨论，由高名凯起草了《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1935年11月1日，燕大学生自治会联络平津各高校共同签署了《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该《宣言》是向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宣战书，表明了平津学生抗日的决心。

　　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麟曾在《燕大周刊》发表《学生运动——燕京大学学生会的使命》，文中强调：“燕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是硕果仅存的学生会，在民族自救，民族解放中应负起责任。”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二·九”运动中，燕大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身先士卒，给予国民党反动派沉重一击。12月9日，张兆麟始终站在游行队伍前列，率领燕大学生冲破重重阻碍到达西直门外。在交涉无果后，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张兆麟嗓门洪亮，体格强壮，格外显眼，有两个警察盯上了他，抓住他的围脖使劲往两边拽。张兆麟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用手撑开围脖，与警察拼命搏斗，此时后面又上来几个警察，硬生生把他拉进警察署。陈翰伯和黄华看到张兆麟被捕，立刻带领20多名男生紧随其后，冲入警察署，经过一番激烈搏斗，把张兆麟抢了回来。黄华作为当时学生会骨干，在不久后的“一二·一六”游行中又组织学生敢死队，面对军警的围追堵截，毫不退缩，极大地鼓舞了游行队伍的士气。新中国成立后，黄华长期从事外交、谈判工作，曾担任外长，促进中日、中美关系发展，是我国杰出的外交家。

　　燕京大学党支部领导的学生运动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学生前往南京请愿的行为表示赞赏。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在此期间，黄华、张兆麟等燕京大学进步学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去斯诺家采访，当斯诺提到中国东北的惨状时，张兆麟不禁痛哭起来。斯诺鼓励他：“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起来！”斯诺夫人也说：“全国人民目前正等待着，只要他们一看到青年依旧生气勃勃，就会起来支持你们。”林枫、姚依林、黄敬等北平党组织领导人和高校学生骨干也常去斯诺家做客。斯诺对此说道：“我已经不是一个中立者了”，“我的客厅就是地下工作总部。”此后，斯诺又用相机记录“一二·九”爱国运动，与燕京大学进步学生并肩战斗，革命友谊日益浓厚。

　　中法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香山慈幼院党支部在这一时期也积极投入抗日活动之中。中法大学党支部先后成立抗日救国会、中法大学学生会、南下宣传团等组织，高云晖、王志民、苑丕钢、易叔成等学生骨干是中坚力量。在中法大学学生南下宣传抗日思想的过程中，曾发生了振奋人心的一幕。当宣传团路过涿州境内马头镇时，正好赶上集市，同学们借此发放传单、张贴标语，还召开了村民大会。在听到中法大学学生情绪高昂的演讲后，一位姓王的乡下老大娘难掩激动心情，跳上台来，号召村民一同抗日。村民都庄严地注视着她，听她讲话。后来，这一瞬间被人拍下，成为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的封面。“九一八”事变后，香山慈幼院党组织发表《北平香山慈幼院抗日救国会敦促政府积极抗日通电》，表达了慈幼院师生强烈的抗日愿望。此外，党支部还组织前线救护队、训练学生义勇军，为抗日救亡尽最大努力。李光华是李大钊之子，李大钊遇害后，他被熊希龄接入香山慈幼院。当时，共产党员袁拙农在慈幼院教书，他对李光华照顾有加。有一次，袁拙农为学生讲授革命领袖牺牲的故事，李光华抑制不住心中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哭了出来。袁拙农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不要难过，要坚强！”袁拙农的话深深激励了李光华，让他有了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行，完成父亲革命遗愿的勇气。

　　在京西地区，还有一些农村、工人党支部，它们虽没有清华、燕京大学党支部影响深远，但也依据自身情况，开展了不少革命活动。大瓦窑村党支部就曾掩护城内很多暴露身份的党员。卢沟桥事变时，党支部组织村民与二十九军并肩战斗，救助伤员、搬运物资、挖掘战壕，不少人为此牺牲；共产党员崔显芳领导的田庄高小党支部在1933年6月组建起一支13人的武装队伍，还组织田庄高小学生骨干和部分村民发起“提灯会”。人们手举火把，打着横幅，高喊“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声音响彻山谷。田庄高小党支部暴露后，崔显芳又以坐堂大夫之名开办“一元春”药铺，继续开展秘密联络工作；1931年，门头沟矿区工人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曾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与英国资本家的斗争中，党支部先后开展争取洗热水澡、增加抚恤金等活动，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工人争取了利益。工人们奔走相告：“这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是为工人干好事的。”1933年夏，中英煤矿的党员赵景玉、宋兆祥带领一批工人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与日寇作战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充分彰显了煤矿工人的革命精神。

　　革命低潮中的京西地区党支部仍然发挥着团结人民、传播爱国思想的积极作用。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为首的爱国青年在党支部领导下，义无反顾投身抗日宣传，与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抗争到底，他们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各界民众的支持，推动了国内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加速了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到来。工人、农村党支部向京西山区进一步扩展，为日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纪毓秀、蒋南翔、黄华等一批爱国学生、共产党员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展革命工作。这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