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祖籍常州武进，其曾祖时举家迁到河南商丘，后到安阳。其祖父谢愃，嗜书成癖，插架甚丰。谢国桢少年时，虽家道中落，家中仍有《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等书供其翻阅。耳濡目染，遂对文史产生兴趣，后成一代明清史大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纵观谢国桢一生，实在与天津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情缘。

　　

　　1919年春，十八岁的谢国桢从河南安阳赴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加入爱国团体“敬业乐群会”，投身于“五四运动”。1925年夏，他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与刘盼遂、刘节、王力、吴其昌等人同窗，交游密切。其间，完成其处女作《明季奴变考》，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他的毕业论文《顾亭林学谱》，深得梁任公赏识，后于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

　　

　　1927年，谢国桢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由其业师梁启超安排，到天津梁先生“饮冰室”教授其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读书；同时在任公亲自讲授和指导下，研究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及建筑园林史迹。其间，谢国桢参加了梁启超主持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辑工作。茶余饭后，谢国桢最爱听任公讲述学问与典故，在潜移默化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多年以后，谢国桢对于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时方三鼓，炎热初消，日映微云，清风徐至，二三子侍吾师梁任公先生于中庭，从容问先生少年时事。先生兴之所至，娓娓而谈，二三子听之欣然忘倦，不觉狂蹈，回视河汉，时已微曙……”(《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在“饮冰室”虽仅一年时间，但于谢国桢生平学问至关重要。正是“饮冰室”丰富的藏书，引导谢国桢对于晚明史籍的注意，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史学生涯。“饮冰室”见证了梁启超与谢国桢的师徒情谊，任公的谆谆教诲让他念念不忘。谢国桢之所以终生痴迷明末清初的历史，其实是对任公师的精神与意趣的传承。次年，梁启超把子女送到了南开中学，也把谢国桢介绍到南开中学教书。后来，谢国桢曾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职和执教。

　　

　　1949年9月，谢国桢受聘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天津。他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讲授明清史、目录学、历史文选等课程。在南开大学，谢国桢依然身着灰布大褂，手拿传统的小包袱，像是一位旧时的教书先生。他经常与一些青年教师共同探讨学问，耐心解答青年教师提出的问题。谢国桢的弟弟谢辰生先生，在其口述的《忆弢盦》文中回忆：“大哥刚主曾和我言，那时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很多青年教师经常到家里来讨教问题，来得最勤，提问题最准确的当属弢盦(来新夏，号弢盦)。”教学之暇，谢国桢也继续他的晚明史研究，完成了《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与张献忠》等论文的撰写，编纂了《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他这阶段最为重要的研究是完成了《南明史略》；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以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断限，是一部显示谢国桢南明史料功底的开创性史学著作，是按照唯物史观来分析南明史的重要成果。

　　《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谢国桢即应郭沫若之召，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前后累计，谢国桢在天津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近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