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

　　粱思永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就特别关心祖国的考古学事业。为了解国内考古的具体情况，他几度往返中美之间，对中国及亚洲东部地区考古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和全面的分析。1929年定稿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一文，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著。他把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成不同的文化群，对动物化石和文化面貌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各文化遗存之间的开同和要解决的问题及方法。他把中国的考古资料纳入亚洲范围来研究，在考古理论方法上，对我国吏前时期的文化类型和分期分布有着指导意义。

　　

　　梁思永乡间考古时的相片

　　1930年发表的《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是中国近代考古学中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先生根据众多的陶片在地层中的分布情况，同国内外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广泛对比，这种分类统计的类比研究方法，对我国考古报告的编写产生了至深的影响。

　　上述两篇著作的问世，形如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两块基石。使在不同时期堆积的多层遗址得到了正确的发掘，并能科学地研究其遗址的分期编年问题。“改变了过去那种考古工作的混乱局面，为我国的考古工作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虽是70多年前的工作，但对今天的考古方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

　　

　　梁思永与妻女在一起

　　1930年，刚从美国回国不久的粱思永，作为一个热血爱国青年，抢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他顶着鼠疫，冒着战火的危险，从容来到荒凉的黑龙江昂昴溪，在特殊情况下主持昴昂溪五福遗址发掘，这是梁思永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次爱国壮举。粱思永先生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精细的工作，富有创造性的把地层学应用于昴昂溪五福遗址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夏鼐在《梁思永先生传略》中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野外考古工作方面，自加入殷墟发掘团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特别是梁思永先生采用地层学方法，找到丁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纠正了当时一些学者的错误认识。并通过大量田野考古资料，驳斥了西方一些学者的论据，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的论断。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树立了光辉典范。 　

　　三、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才

　　安志敏先生说：“他对中国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像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先生的熏陶和培育，”尤其是先生在病床上还组织青年干部的培训工作，“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也使我们终生受益匪浅。”为了培养考古方面的专业人才，梁思永先生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许多教学工作他都认真地建议和安排。先生在病重期间，还特别关注一些青年考古工作者的报告编写问题。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所完成的《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是为辅导青年考古工作者编写考古报告所写的提纲。它对考古报告的编写只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到教益。

　　四、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

　　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9月28日至10月6日，在昂昂溪五福遗址进行轰动世界的考古发掘。工作条件极其艰苦，每天都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秋冬之交的昂昂溪天气特别寒冷。梁思永先生及其助手每天去考古工地时，都必须脱掉鞋，把裤角卷到大腿根儿处，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才到达遗址。昂昂溪遗址发掘之后，他转道通辽，在今辽西、冀北境内进行了38天的田野考古工作，“所走的路程在1000里以上，在五处遗址采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标本”。1931年春，“便去参加安阳小屯及后冈的发掘”。秋天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辛苦与劳累，1932年春，先生患烈性肋膜炎病倒了。1934年病情刚一见好，即奔赴安阳西北岗殷陵的发掘工地。这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考古领域的具体表现。抗日战争爆发后，打乱了先生的考古工作计划，即使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他仍坚持考古研究上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特别高兴，以病弱的身体为我国的考古学事业积极而努力工作。先生的这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与病魔作斗争的忘我工作精神，影响着我国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

　　五、提倡严谨的考古学风

　　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这就要求资料的来源必须是考古工作者亲身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梁思永先生和助手在荒芜人烟的昂昂溪五福遗址水淀里奋战了六天，亲自挖掘了四处沙岗，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从1930午至1935年的三年时间里，参加了七次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所发表的几种著述，都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精辟论著。夏鼐先生说：“梁思永先生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著述严谨，”安志敏先生在回忆时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为训练班和考古专业所准备的讲稿，事前都经过梁思水先生的审阅和批改，不妥之处也一一注出，”我们从先生的著述和夏鼐先生的评价及安志敏先生的回忆，深深地感到粱思永治学特别严谨，“这也是他对中国考古学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